晚上风很大，父亲拽着黄洋的手，跟江根发一起赶上一趟列车。
车厢里有风，江根发脱下外套，把黄洋裹紧。黄洋的头靠在父亲的腿上，闭着眼睛，他隐约听见江根发对他说：“洋洋，江爸爸跟你爸要去很远的地方……”
前 言
“隐案”指的是未被发现的罪案，犹如被害者的尸骨埋藏在地底。在犯罪统计学里，“隐案”也被称为“犯罪黑数”。上世纪90年代末期，为了降低“犯罪黑数”，国内多地成立深挖工作组，各地关押场所也自此成为“第二战场”。我的同事林凯是一名驻看守所的检察官，他告诉我，5年前巡监时，曾有一名在押人员有检举揭发的意愿，却迟迟没有开口。在师父“黑面杨”的帮助下，林凯最终取得了犯人的信任。令他始料未及的是，犯人吐出的线索就像一张巨型蛛网，牵扯出了一系列的旧案。随着挖掘的深入，一场跨越22年的连环命案逐渐被揭开……2015年7月，驻所检察官林凯忽然变得心事重重。师父老杨问他，是不是巡监碰上了难办的嫌犯，且嫌犯身上可能藏有隐情？林凯一惊——自己这点心事，果然全被师父看穿了。几天前，林凯在巡视第三监区时，监室铺头主动要求谈话。铺头说，监室里新来的嫌犯黄洋，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大通铺上翻来覆去，迟迟无法入睡。有一天到了后半夜，黄洋还盘腿坐在铺上自言自语，身旁的犯人全被吵醒了。最开始被吵醒的是个暴力犯，脾性烈，开口就骂，黄洋还没来得及解释，号服就被对方揪住了。其他犯人都醒了过来，跟着铺头一起劝：“千万别打架啊……到时候上了械具，苦头吃得更多。”黄洋才躲过了一次毒打。“看守所给犯人上的械具，基本上是戴脚镣和绑约束带这几种，最严重的叫‘临时固定'，用来教育顽危的犯人。身体被固定以后，嫌犯便动弹不得。”林凯解释道。铺头向林凯反映，第二天天一亮，他就偷偷观察起黄洋的举动：犯人们都坐在大通铺上，低声攀谈着案情，监室里充斥着脏话，黄洋却一直显得孤零零的，蜷缩在床铺角落，嘴唇翕动着，铺头以为他在默背监规监纪。铺头凑到黄洋身边，问他是犯什么案子进来。黄洋说，6月底的一天，晚上10点多，他和朋友在大排档喝了几瓶酒，被邻桌的座位挤到，就吵了起来，朋友劝了他几句，但他心里就是压不住怒火。那时黄洋和邻桌背对着坐，也没多想，就忽然转过身，左臂卡住邻桌的脖子，右手拔出裤兜里的弹簧刀猛捅了过去，一刀捅破了对方的右肾，构成“重伤二级”，自己便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刑拘了。“那你昨天晚上睡不着，是为了什么？”铺头问。黄洋左右张望着，突然压低了声音，向铺头打听检举立功的事。铺头劝他趁早联系管教民警或者驻所检察官，黄洋却拒绝了，说“事情哪有这么简单”。听了情况，林凯认为黄洋是想通过立功争取减轻处罚，如此迟疑则证明了他心里应该还有很多顾虑——通常来说，犯人的思想包袱越重，案情就越重大，深挖线索的难度也就越高。次日清晨，林凯一上班就去巡监，巡视到黄洋的监室门口，等候了两三分钟。黄洋看到了林凯，还是欲言又止的样子，此时林凯和铺头都把目光聚焦在他身上，黄洋很快把头转了过去，装作没看见，铺头只能在铁门边喊了一声：“报告检察官，无人要求谈话。”林凯一时也无计可施。驻所检察室在看守所内门的北侧，占地面积不大，两口笨重的灰白色铁皮柜是1995年的老货，资产标识牌已有零星的锈迹。最初检察室里人手不多，老杨负责二楼的两个监区，人称“黑面杨”。林凯第一次巡监，协管帮他打开黑色的铁门，问：“你是新来的检察官？”林凯刚点了点头，协管就幸灾乐祸地冷笑了两声，“碰上黑面杨算你倒霉啊。”林凯还没答话，忽然，协管冷笑的脸就僵住了。林凯回头一看，老杨正朝自己缓步走过来。老杨年纪一大把，发型像沙悟净，头顶秃了，下面全白了，走路还有点跛，整个身体朝右倾，看起来毫无威慑力，为什么所里上下都这么忌惮他？没过几天，林凯就明白了——老杨在看守所里着实作风强硬，甚至有些不讲人情。看守所一楼的南北两端是监区，中间的走廊两边是一间间的讯问室。那天，林凯跟着老杨巡监结束，刚走了几步，就见老杨在一间讯问室门口停了下来，他透过门上的玻璃窗，注视着室内的情形。林凯还没弄清怎么回事，老杨就拧开讯问室的门，把里面的民警叫了出来。林凯这才发现，讯问室里只有一位办案民警在提审犯人——依照法律规定，提审嫌疑人务必两人在场。这位民警身上“有股匪气”，还想争辩几句，却被老杨慑住，最后乖乖报了自己的名字和支队。“以前他在提讯室单独提审，说是在等同事，当时我对他做了口头纠正，今天又逮到他违规。”老杨对林凯说，“检察官干的就是得罪人的活儿。”两天后，一份《纠正违法通知书》就制发了出去。老杨成了林凯的师父。他从前在陆军部队做政治教导员，退役后进入检察院工作，先后在反渎局和侦监处任职，后调入驻（看守）所检察室，在监所条线干了十多年，在“深挖”方面可谓功勋卓著。没过多久，林凯就跟随师父挖掘出了一起隐案。2012年9月，嫌疑人王惠诚在某高档小区里入户抢了2万元现金，将女主人割喉，之后又在羁押期间闹监。当时一位强奸犯睡在王惠诚附近，因为对管教民警心怀不满，想要保外就医，便伙同王惠诚上演了一出“苦肉计”。一天凌晨4点多，王惠诚拿起在放风期间掰下的砖块，对着强奸犯的脑袋上猛砸了几下，最终被民警上了械具。初次见面，林凯对王惠诚的印象很深，“他的眼睛很小，眯成一条细缝，双臂被固定住了，掌心只能抬起一点点，对着我左右摇摆，好像在招手，‘嘿嘿’笑了起来，那是绝望的狞笑，让我想象到他作案时的样子。”老杨也察觉到王惠诚的眼神闪烁，面色犹疑。随后联系承办民警，在了解王惠诚的具体案情后，结合他的性格特征、作案时间、地点和手法后，老杨猜测他是一名犯案老手，或许还有余罪藏身。开始，王惠诚还咬牙硬撑，老杨也不急，他便端着一杯浓茶，在谈话室里和王惠诚聊天，就这样聊了两个星期，王惠诚最后对老杨说：“在这里只有你还把我当成一个人，我也不瞒你了，瞒也瞒不住。”接下来，王惠诚从谈话室出来，被带到三楼的一间提讯室，深挖办案组成员对他发起突审，他瘫在铁椅上，颓然吐出一桩隐案：2005年3月初，晚上9点多钟，王惠诚带了把水果刀抢劫了一位路人，拿走3000块现金。路人想逃跑，王惠诚把他扑倒、掐颈，最后割喉。那是他第一次杀人，尸体就埋在机械厂附近的荒地里。老杨将犯罪线索上报后，公安局立刻派人到机械厂附近查证，据王惠诚供出的大致方位，尸体被警察用铁锨扒出时，呈现“高度白骨化”。经过DNA鉴定和骨龄比对，结果和2005年3月9日被报失踪的男子曹某相吻合，这一桩埋藏了7年的劫杀隐案，终于被挖破。那时，林凯才驻所50多天，还是个新人。他看到老杨把市政法委颁发的深挖奖牌锁进驻所检察室的铁皮柜，再也没有拿出来。这次，针对黄洋的问题，老杨给林凯出了个主意：先主动找黄洋谈话，了解大致的情况。既然黄洋有很多顾虑，不妨先把检举的事搁在一边。谈话室里，黄洋显得有些拘束，像犯错的小朋友一样身体僵直地坐着，双手平放在膝盖上，低头盯着地砖，不敢和林凯对视。林凯问他在监室里的生活状况，有没有被人欺负，黄洋摇头说“没有”，随后又陷入沉默。黄洋看上去心神不定，但就是不松口。林凯全然忘了老杨的嘱咐，急着问黄洋有没有检举揭发，是不是心存顾虑，黄洋连连摇头，说“我没什么要讲的”。林凯低着头回到办公室，他第一次“攻心”失败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林凯经常忍不住叹气，老杨看他一反常态，试探性地问道：“你是不是跟那个黄洋一样，心里还藏着其他事情？”“师父，我也想挖个大案要案，给别的同事看看，其实我……”林凯向老杨坦白，可话还没讲全，当即被老杨打断。老杨警告他，深挖余案的时候，这种心态是大忌，也很容易陷进一些犯罪嫌疑人“假立功”的迷魂阵，不仅白忙活一场，还很容易出纰漏。同时，“硬挖更不可行，嫌疑人拥有保持沉默权和隐私权，他不愿意说，你硬要他说，就变成诱供或者逼供，这点决不允许，你脑子里这根弦要绷紧。”第二次找黄洋谈话时，老杨在林凯身边陪同。一番日常聊天之后，林凯问道：“你的父母身体怎么样？给你请律师了吗？”“没有，”黄洋的身体骤然颤动了一下，“我没有家人。”林凯再追问原因，黄洋的整张面孔顿时变得扭曲，冲着林凯暴吼：“你管那么多干嘛？！我说了没有就是没有。”林凯正准备跟黄洋解释，老杨忽然在桌子底下拍了拍林凯的膝盖，接着开口对黄洋说：“今天就到这里，你先回去吧。”回到办公室，林凯忍不住问师父为什么要打断他。老杨叹了口气，解释道：“黄洋很多疑，顾虑比别人多。刚才他的要害好像被戳中了，情绪很不稳定，这时候你要是急于求成，就很容易破罐子破摔，永远也不开口，你付出的努力都白费了。”顿了顿，老杨又问：“刚才你有没有仔细观察过黄洋？”林凯愣住了，“我就一直看着黄洋的眼睛，他的眼神很闪烁，老是往窗户外面瞟。”“那他为什么要一直看外面？”老杨继续追问。“这个我确实没想过。”老杨说，黄洋看着谈话室窗外的场景，一方面反映出他渴望自由的心境，另一方面表明黄洋对当下的环境心不在焉，那些心结尚未解开，“刚才在你提到他家人的时候，他的右拳攥紧，快速敲了两下膝盖，表明他在克制自己的情绪。”后来林凯回忆说，“当时师父（老杨）说，谈话教育就是做犯人的思想工作，想做好并不容易，因为你不仅要弄懂犯人是怎么想的，还要学会去了解犯人为什么会这么想，不能先入为主。”“以前一个制毒的案子，挖了整整两年，犯人才愿意开口。慢慢挖吧，你挖的不光是别人没发现的隐案，也是在磨你自己的性子。”这是老杨的原话。几个星期之后，黄洋被检察院批捕了，这一次他主动要求谈话，“我想要检举揭发，但是我怕对不起良心。”这一次，林凯不再心浮气躁，一点一点地劝说。沉默了许久后，黄洋终于开口：“我要检举我的父亲。”紧接着的话让林凯有些摸不着头脑——“其实我有两个父亲。”黄洋说，自己的亲生父亲叫黄爱国，另一个“父亲”名叫江根发，是父亲在村里的拜把兄弟。在黄洋母亲死后不久，黄爱国让他“认了亲”。黄洋从小在江西的农村长大，8岁时跟着两个父亲来到城里，生活在码头边。某天晚上，他看到父亲黄爱国踉踉跄跄爬回棚子里，满脸都是血，江爸爸叫他不要乱跑，随即就跟着黄爱国冲了出去。后来两人回来就慌忙收拾东西，带着黄洋往外跑。1993年的那个春夜，两个男人拉着一个小孩窜进了火车站。黄洋被送回江西的奶奶家，两个父亲便消失了。后来，几个陌生的男人来过村子，问了奶奶几件事，又问了黄洋，那时的黄洋尚懵懂，只会摇头。等他们离去，黄洋问奶奶“这些穿绿色衣服的人是谁？”奶奶告诉他，这些人是警察，是来找他父亲和江爸爸的。黄洋缠着奶奶追问，他的两个爸爸为什么不回家，警察又为什么找他们，“我奶奶没回答我，就一直看见她哭”。坏事传千里，有几个村民趁奶奶不在家，偷偷告诉黄洋，说他父亲黄爱国和江根发在城里杀了人，“他们对我说，被抓住肯定要被枪毙，这样我两个父亲都没了，我一哭，他们就走了。那时候我还小，但这件事我记得很清楚”。“所以说，这件事对你影响很大。”林凯说。“对，我从小到大就被嘲笑‘没爹没娘’，后来我就觉得，要想不被欺负，做人就一定要狠，我就是逞凶斗狠才进来的。”黄洋说，直到他念了高一，奶奶才跟他道出了实情：当年，他父亲黄爱国的确在县城杀了人，1995年就已被判刑了，而江爸爸还潜逃在外。奶奶去世以后，黄洋变得不爱说话，每天都回想小时候的事情，加上从小被欺负，就觉得没有人是可以相信的。大约在2003年的一天，一个自称叫“江海明”的人找到了正在读大专的黄洋，“他说我小时候喊他江爸爸，我本来不太相信，后来他提到我父亲黄爱国，还讲了很多以前的事情，我就确定他是江爸爸，江根发。”在黄洋的描述中，江根发小眼睛、身材很矮小，右肘有条很长的伤疤，走路一瘸一拐的。黄洋说，江爸爸一直很照顾他，那段时间经常给他寄钱，可另一方面，黄洋总觉得无论如何，江根发毕竟是一个潜逃20多年的杀人犯。当然，即便抓到了江根发，他也“怕政府说话不算数”。听到这里，林凯给黄洋吃了定心丸：“刑法规定，犯人提供有效的犯罪线索，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。”黄洋犹豫了一会儿，说出自己最后的一个顾虑——这个“父亲”待他视如己出，自己却把“父亲”出卖了，这种精神折磨让他在看守所活得很压抑。后来，林凯也对我说，“这时候他（黄洋）的声音变了调，眼泪吧嗒吧嗒滴在地砖上，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犯人痛哭。”等黄洋的情绪平稳下来，林凯劝他不要过于自责，毕竟江根发负案在身，而且“揭发同样是一种赎罪的方式”。当天下午，林凯就联系了公安局追逃办，移送犯罪线索。经过查实，江根发确实是上网追逃人员，生于1966年，江西新余人，于1993年4月18日作案后外逃。当晚追逃办就制定了抓捕计划，连夜赶往黄洋提供的住址，将江根发抓获。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，江根发所牵扯出来的案件，不只有“4·18”这一起。“判决书里写过，江根发说黄爱国救过他两次，一次是他野泳差点淹死，被黄爱国救上来，另一次是他肚子疼，在地上打滚，黄爱国背着他跑到卫生所。他们两个关系非常好，十几岁的时候，就在村里拜把结义。”林凯说。黄洋曾对林凯说，自己四五岁时，母亲就得了恶疾，抛下他和父亲走了。黄爱国深受打击，经常在村里发酒疯，摔别人家的东西，那时候，江根发要么拦着他父亲，要么事后帮着赔钱。有次喝完酒，父亲把黄洋叫到跟前，让他认江根发做干爹。1992年5月，父亲带着黄洋，跟江根发到城里学做工，后来经师父介绍，到南岸修筑码头。江根发后来供述称，1993年4月18日当晚，自己坐在棚子里，黄爱国忽然冲进来，脸上血淋林的，还有一道黑的胶鞋印子，黄洋当时就吓哭了。“我拿湿的毛巾帮他擦血，问他是谁弄的，他说是工地的齐富贵。齐富贵平常和我们关系还好，我就问齐富贵为什么打他，他说齐富贵乱拿他的钱，还打了他。他说这口气咽不下去，要去寻仇，问我走不走。我看到他被打成那样，脑子也热了，就叫黄洋别乱跑，跟着他去打齐富贵。”这时林凯注意到一个特别的细节：在江根发的判决书上，也补充了黄爱国在1995年被捕后的供词，和江根发的供述存在很大出入——黄爱国称，当年他在工地上看到齐富贵露了财，便生了歹念。晚上趁宿舍里没人，便偷偷潜进屋里，翻了对方架子床上的包，正好被打牌回来的齐富贵撞见，自己身形矮小，被狠狠教训了一顿，“他（齐富贵）说要告到公安局把我抓走。他打了我，我心里有怒气，也怕他真的叫警察抓我，就逃回家喊了江根发，一不做二不休。”判决书上的法医尸检载明：被害人齐富贵系被他人用尖锐器刺伤左肺和左心室，致失血性休克，死于心肺功能衰竭。关于事发经过，两人的供述也不一样。江根发说，自己去时随身带了一把双刃刀——这是江根发在1993年春节，到庙会上买的一把双刃匕首。根据后来江根发二姐江红霞的证言，为了买刀这件事，她当时还和自己的弟弟吵过一架，说“买刀迟早要闯祸”。两人走到宿舍门口时，齐富贵正好走出来，“我们几个人就扭打起来，齐富贵把黄爱国踢到土包那边，要去拿旁边的铁锹打黄爱国，我就拿刀捅了他，齐富贵‘嗷嗷’叫了一下，就倒地了，黄爱国拿着扳手，对着齐富贵的脸又砸了五六下，血喷到他的衣服上。我拉住黄爱国，叫他别打了，齐富贵早就被我们打坏了。”然而，在黄爱国的供述里，他咬定是自己捅死了齐富贵，“江根发只是帮了忙”。“一看见齐富贵，我就拿刀插进去了”，看到尸体倒在血泊中后，自己便进屋拎走了那个黄布包。这时他们听到工友们回来，来不及处理尸体，便带着黄洋连夜逃往江西老家。很多年以后，关押在监所的黄洋向林凯复述了那一夜的场景。晚上风很大，父亲拽着他的手，跟江根发赶上一趟列车。车厢里有风，江根发脱下外套，把黄洋裹紧。黄洋的头靠在父亲的腿上，没多久就昏睡过去。火车驰在岔道，座位下面短促震动，他被震醒了，变得迷迷糊糊，问父亲“车子开到哪里”。父亲很烦躁，用手压住他的头，说还早得很，让他再睡会儿。黄洋又闭起眼睛，隐约听见江根发对他说：“洋洋，江爸爸跟你爸要去很远的地方。”转车到了新余，他们抄了荒僻的乡村土路，其间拦下一辆三轮车，躺在车后的草堆上，颠簸着回到从小长大的村庄。到家后，黄爱国把儿子黄洋托付给母亲，塞了几百块钱，谎称“要出一趟远门”，当晚跟着江根发逃出了省界。黄爱国的母亲曾供出证言：大概1993年5月，几个男的来问过，说我儿子爱国在外面杀人了，又问了黄洋，那时他还小，差不多七八岁，说自己什么都没记得。由于从齐富贵身上抢到的560块大部分都给了黄洋的奶奶，两人手头的钱所剩不多，迫切想要“弄条活路”。离开江西老家后，黄爱国和江根发先连夜乘车逃往贵阳，三个多月后，又逃到了四川。1994年3月，两人在绵阳的一家汽车修配厂打工期间，黄爱国和一位工友产生了误会，对方当众责骂黄爱国偷了工厂的零件，黄爱国坚称自己没拿。此后，车间里的工人都说黄爱国“手脚不干净”，黄爱国再度起了杀心。他对江根发说，在这个厂子做不长，既然那个工友存心冤枉他，加上过几天厂里就发工钱了，他不如找机会把工友做掉弄笔钱，“只要做得干净点，没什么大风险，再逃到别的地方，避一避风头”。江根发劝他说，两人说不定已经被公安盯上了，能躲一天是一天。要是又背上一条人命，自己肯定受不了，不如老老实实地过普通日子。那时黄爱国听了这番话，暂时压住心底浓烈的杀意，过了几个月，他们又辗转到成都打散工，到了1995年3月，坐车逃到了云南。后来黄爱国到案后供述，那年他在云南的陇川边境，偶然弄到一把民间粗制的手枪。外形黑黢黢的，枪管很旧，里面装了几颗钢珠。他嫌枪管太长，藏在兜里不方便，就锯掉前面生锈的一截。锯枪管的动静很响，这也是江根发第一次发现黄爱国有枪。再次见到这把枪，是1995年7月3日，那晚他们结伙犯下第二桩血案。第二次作案前，他们身上的钱已花光，没找到生计，黄爱国说，“要出去弄点钱，不然没活路了。”江根发问他怎么弄，黄爱国说自己想抢出租车司机，“我们做最后一次，弄完分钱，各自各走的”。1995年7月3日，两人搭上一辆红色桑塔纳出租车，上车后，随便报了路名。等车经过一条河沟，开到幽暗的巷子边时，黄爱国叫停了车，接着就掏出枪顶住司机的太阳穴。司机捏住黄爱国的手腕，想夺枪，江根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钢丝绳，死死勒紧司机的脖子。第一颗钢珠打穿司机的头颅，击碎了玻璃车窗，黄爱国随即又开了一枪。之后两人劫走车上的320元，在河道附近抛了尸。“那时候黄爱国太狠了，连开几枪，脸看起来很吓人。我怀疑他枪里面还有钢珠子，很害怕，就想要逃，说自己那份钱不要了。”江根发被捕后供述。随后，黄爱国的举动让江根发过了20多年依旧记忆犹新——他拿出200块递给江根发，然后“扑通”跪在地上，朝江根发“咚咚咚”磕了几个头。黄爱国对江根发说，你这辈子毁在我手里，今天跟我又杀了一个，两个人目标太大，更容易被抓，等会儿我们走南北面，你往南面跑，逃得越远越好。要是最后都吃了枪子，黄泉路上再做兄弟。很快，两人在黑夜中分别，从此断了联系。判决书上显示，事发当时，县公安局的民警在案发现场做了勘查笔录，绘制现场平面图，为了查清尸源，还在周边贴了认尸启事，被司机的母亲辨认了出来。而此时，黄爱国和江根发已逃窜到南北两地。一个月后，黄爱国在甘肃境内再次作案未遂，被警方捕获，起先他坚称过去犯的案子是他一人所为，却很快被识破，最终将江根发供出。江根发冒名“江海明”，潜逃至河南和浙江等多地，靠收废品为生，隐姓埋名了22年。这些年，江根发从没结婚，在2003年跑了两三个省份，才辗转找到黄洋这个“儿子”，他以为当年黄洋还小，不会记得自己，没想到最终还是被供出。判决书很长，林凯说自己看完也有点唏嘘，“就像‘愚忠愚孝’一样，江根发这是‘愚义’，为了所谓的江湖义气，赔了一辈子，也苦了黄洋。”林凯记得在深挖工作表彰会上，公安局追逃办的民警跟他提到一个细节，在抓捕逃犯时，警察通常会问：“知道我们找你做什么吗？”江根发不像其他的逃犯那样装糊涂，反而平静得出奇，面无表情地说：“知道。”2017年5月，我和林凯成了同事，老杨也即将退休了。那天下午，我经过驻所检察室门口时，看到林凯正帮老杨收拾东西，地板上摊开一个大号的黑色行李箱。老杨叠着藏青色的制服，嘴里哼着小调：“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，告诉我现在是春天……”老杨没有让林凯送行，只是嘱咐：“我给你留了两个老物件，一本旧相册，一本黑色笔记薄，放在左边的铁皮柜里。”那本蓝皮的老相册是一本大案图集，林凯在其中发现了一张旧照：那年“97严打”，老杨穿的制服像军装，检徽在肩章上。照片下方有一行仿宋字，标明老杨在侦监处——那时人们还习惯叫“批捕科”——照片里的老杨在阅卷，正参与承办一起特大抢劫杀人案。而那个厚厚的黑色笔记本，封皮边缘已磨成灰白，老杨在里面写了十几篇深挖要案的经验总结。最后几篇尤其令林凯动容——那是老杨当初为了帮助他，写了12页笔记，里面全是黄洋的性格分析，也有一些刑事政策和谈话策略，这些他都没有跟林凯提过。1年后，林凯依靠这本黑色笔记本又挖出一桩多年前的悬案。他把自己戏称为“开挖掘机的”，想掘出那些埋在地下的罪恶。“为什么说‘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’？一方面有警方在追逃，另一方面有深挖这个第二战场在兜底，所以说，‘隐案’没有终结。”左 权
犯罪学协会成员，
现为人民检察院干警，
从事重罪检察业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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